4/30/2005

看電視

相約看電視,大概是前錄影機的習慣吧。小時候看了港姐也會打電話去跟同學說。好像是自從《血薦軒轅》開始,我養成了約人看大結局的習慣(《血》的時候,我們還是用電話)。大匙羹剩下兩集,明晚我們很可能又會聚在學生報那部舊得不知年月的電視前面,一邊投入一邊指點劇情一邊抽離地笑。

如果使用錄影功能,觀眾便會被分割在不同時空,即便面對同一部劇集,反應都有了時差。知道歷史的人說,當開始有了電腦,留在宿舍大堂看電視的大學生少了,宿舍作為社群的感覺也就少了。(齊澤克說,千萬部電視機即使無人觀看也要開著,因為那是最低限度的社會連結之保證。)

所以由始至終,相約看電視是有關社群感覺的行為。到了2005年,我的電視友要畢業了:有「僵硬社會學」之稱的錫仔大概會到英國唸書(好像是有關文化研究的課程,呵呵),陰陽怪氣的兆銘不知道會到哪裡落腳,不知最後會成為怎樣的人——或者誰都知道結局,別人的,自己的,只有非常輕微的細節不同。

我們最後都會成為以各種不同速度播放的錄影劇集。

4/29/2005

榆林顧客心聲

作為一名顧客,我對榆林在事件中的取態和處理,感到極端失望,明報的榆林負責人的言論顯得欠缺視野,「嚴正聲明」打的商業牌更是關上大門。

我是異性戀人士,榆林長期顧客。旺角這麼多二樓書店我會幫襯榆林,是因為它書種多。書種多不只是「精明消費」的考慮,我更以為是賣書者的眼光和其包容的心胸之表現,於是願意以購物回報。否則我大可去圖書館借。

1.徐美玲的回應便完全把我從上述幻想中摑醒。她考慮內容是否適合兒童只在於「情節」,即出現中一生的性行為就不能接受,而完全沒有考慮到具體整體的表達上,才是激進與否的真正關鍵所在。這不是一個有深度的讀者之表現。再者,我以為,做書店的人應有這份意識:有關書的地方,資訊的自由流通是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審查則是最與書本相排斥的行動。

當然,榆林「嚴正聲明」中一再強調自己是商業機構。聲明在宗教網頁上發表,也是劃清界線。

2.以我和我部分朋友之經驗來看,買書從來難以做到「理性消費」,我們會為書店付上商業以外的感情。如果旺角二樓書店之運作純粹倚靠商業邏輯,某些專買一些非流行又無必要的學術貴書的朋友,亦只好把自己的感性情懷收起。
當然,書店有書店的經營方針,沒有的話都可以即時作一個出黎,我亦只有過主。

3.免費派發的資訊就應有審查的說法真是吹彈即破。設有一名三尺童子經過榆林,彼在架上無法取得筆觸溫和的《女情印記》,即可到書店內翻閱各種激進的性別理論、文學作品。難道店員趨近溫言:小朋友請你停手,或者請你家長陪同觀看?如果書店根本不會吸引不成熟的小童,那麼在書店外架子上擺設所謂「兒童不宜」的資訊亦不會造成問題——都冇小童會經過個度。

另外,相對於《女情》那樣甜美的筆觸(淡化到都醒唔起係中一生了),任何一名三尺童子,經過報攤買份法庭版都激過佢多多聲(何況還有網上)。6元和免費的距離,真有徐女士所想像及形容般的大嗎?

4.「艱苦經營」?我想來想去,愈想愈氣。
4.1榆林在旺角區共有三處店子,是近三年間開設的,是怎麼個艱苦法呢?
4.2你賺錢沒人能怪你,但三間分店都開在同區,對區內書店生態會有極大影響——如果真的有為同業考慮,會這樣嗎?
4.3榆林在昔日東岸書店樓下開第一家分店的時候,書店的人曾對我說是為了方便管理才開在同區。好罷,再看榆林分店的位置:以前開在東岸樓下;東岸執左,搬到樂文樓上;還有一家,開在洪葉樓上。有必要做到這個地步嗎?現在洪葉執了,樂文搬了,榆林再乘大家感傷之際走出來說自己「艱苦經營」。

說是同類相食還差不多吧。

回頭一想,便覺得自己以前在榆林初開時,擔心它做不住而特地上去買書,都是腐儒的濫情。

另外,我亦提醒自己與所謂的要求中立、冷靜、客觀的聲音保持距離。這類人士又稱「自由派」。在我看來,自稱「自由派」的人士,其實是保守的(現在大陸的「新自由主義」就是這個樣子),類似藝術上的中產階級美學,眼中看去一切都要精緻平和,容不得一點卑賤物和衝突。大長今熱下,已經有不少文章藉而比較港韓的抗議文化(韓尚宮留下來的不止是精神,還有怨恨!娘娘!),提醒我們注意南韓的激進街頭抗議文化,無礙他們文化之發展傳承,以及經濟繁榮。如果這些自命自由中立的人士,看不到自己「自由」的外衣下保守的胴體,那麼我們社會的開放也許只是接近虛偽的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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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句



回去
回去是一種塞壬的歌聲
銘刻在密閉房間的空氣裡
恒定具體。於是看得明白
是街上流行的歌詞
粵語,輕率,單調,感傷
身體核心裡,風暴一樣的感傷

如何不使用相同的路徑
如何反駁自己訂定的藥方
如何不遣動指尖熟稔親密的詞彙
尤其在憂愁時節
沿途一切風景,如何
不讓人聯想早已看透的明信畫片
聽到的粗話,如何不呼喚
昔日的羞辱經驗,他人的貪婪
如何不令自己畏懼貧窮
如何證明你的是次了悟
與上一次確切不同
如何擺脫對靜態的信仰,當我承認
始終高速轉動又渴望安息
且自比為一顆懸在宇宙末緣的星星
傾向於改變主意。風暴
如何不是確認與穩定

風暴裡顛簸不破的蒼白鏡子
表現憂愁面容
它必須是不可信的
我固執的問句
讓我飄流在燃燒的沙漠
一片極光的空白是憂傷的本體
我敲動所有牆壁尋找喻體
在我想像的窮途裡
我還是我自己的塞壬

入選

我時常覺得,與不喜歡的人一起入選,是極大的貶低。
也許因為如此,我絕少與不喜歡的人一起入選。

而可憐而傲岸的T,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我甚至想像,也許在後世的歷史中,我會比她顯得更潔身自愛。(而這又是距離事實多麼遙遠呢……)

噯呀,作為朋友,我就不能拿出點同情心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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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室

斗室位於旺角中心地帶的某商場的六樓,誰也不能想像這裡的寧靜。彌敦道和亞皆老街的車聲完全沒有走進我的房門,而且,一天也聽不到幾個人說話。即使明顯地,曾有一個隔壁房客是在樓下桑拿工作的鳳姐,但她的高跟鞋聲,和有時隱隱傳來的洗澡水聲,也與一般人的無異。偶然有人來拍門,拍很久,甚至踢門,都沒人應,不久也就恢復寧靜。倒是青年詩人朋友們來探訪我,得知有鳳姐就大呼小叫,磨拳擦掌揚言去幫襯——「別礙著人家做生意。」這時我就發出聲音。

聲音來自我們,而可能不能理解世界邏輯的也就是我們。搬來的第一個星期,我到走廊扔垃圾,有一個頭髮稀疏、像根牙籤似的婆婆,在走廊上一步一步地挪著。乳白色的皮膚附著她的手骨,像衣服的皺摺。我禮貌地問,垃圾扔在哪裡?她露出非常友善的微笑,繼續在走廊上一步一步挪著,慢慢挪過了我的面前,始終沒有指示方向。

斗室裡有兩個已經超載的書櫃。來過的人都無法相信——書竟然是有分類的。最頂和最底處放大開的雜誌、期刊和影印本,左邊近門的書櫃依次由上至下是傅柯德里達等的著作、女性主義及文化批評的合著書籍、香港文化及中國評論的編選本、結構主義之前的哲學理論及社會評論書籍。右邊貼牆書架的排列則為:純文學理論、小說及散文、詩、詩評論。理論書放在較當眼處是因為,我該是在斗室裡做論文的;隨身的幾部作品像《百年孤寂》、《salsa》、《玫瑰念珠》等在我的座位後面則是因為,人總須有所依靠。較「消閒」的書如《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這本是杜小姐的,借了五年)、《哭,不哭》、《費馬最後定理》等束之高閣。至於斗室的地上還堆著可以再裝滿一個書架的書,大部分是英文理論,都是急著要看的。牆壁上貼滿了post-it,都是論文的骨頭。唯一的工作桌就是電腦桌,堆滿了cd和vcd,可是我都不看。平時我在電腦前工作,書架在後面,論文主角王小波的著作正在前方略高處。一切滴水不漏,論文卻還未做出來,所以說不過去。

陶潛的《飲酒》裡爛熟的句子:結盧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我的小雪櫃裡有酒。大隱隱於市。我沾沾自喜,逐漸將生理時鐘倒轉,早上七點睡,下午六點起,充份擴展了寂靜無聲的工作時段。後來,我好像漸漸有了失眠症,雖然八九點鐘的太陽完全被隔絕於唯一的小窗,但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又沒有精力繼續看書,腦子裡儘是理論問題、仇視的人、不該說錯的話。我可以隨時倒在床上,卻不能隨心所欲地入睡。不過只要忍耐貧窮不去上班,我還可以這樣生活。有人說,大學生就有機會規劃出一個違背常理的時間表。這個說法我始終無法接受。我無法接受,有一天我不能再違背常理地使用我的時間。在這一點上,我會被指為不理解世界的邏輯。

住在斗室裡我很難想像以後我還會與人一起住。我可以勉強自己遷就斗室:二百呎不到的地方,擦個地板要一小時左右,過後氣喘咻咻,因為要不斷搬動書籍。天氣熱的話,什麼都沒做過也會一天洗兩三個澡,因為電腦桌是個悶熱的地方。但我大概不願意怎樣去遷就人了。與喜歡或者敬佩的人談話,都看到深深的鴻溝,有時這令人不安得沉默起來。沉默是怎樣的呢,好像一把大鐵剪的刀口,冷飃飃的,四周事物的顏色都改變,以前我總覺得是接近殘忍的。斗室當然令人習慣於沉默,如非必要我也不會自言自語。但我留意到自己遇見可傾談的人時,好像更容易戀戀不捨了。過猶不及是危險的,我不以為誰都能理解這種戀戀。畢竟不是誰都在斗室裡獨居。而斗室裡同時存在著對電話鈴聲的盼望與厭惡,新簇簇的電話機卻也練成了偶然自動斷線的神奇技術,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也許我也因此更加怪異彆扭。

22歲之前我的理想居庭是在一個涼快的森林裡,我和朋友彼此看不見對方的木屋,但十分鐘內可以到達對方的屋子。其實現在已經很接近,只不過後來我們懂得這樣的邏輯:在相近的地方不相見,這行為複雜地涉及到友誼、安全,友誼的安全與此的相關與不相關。住到旺角時,我曾經以為自己的屋子,可以成為朋友經過的落腳點(事實上「朋友一間不上鎖的屋子」曾經是某人詩中一個溫暖的意象),不過經我居住一段時間的地方,似乎總變得有點不太怡人。

在走廊上我看見,有一個女子,擔起了不發一言老婆婆的看護工作。女子皮膚黑黃,身裁也像牙籤一樣,頂一頭曲髮,從後面看令人想起電視劇裡扮外國人(多半是指揮家)的廉價假髮,從前面會看見她雙眼嚴重斗雞,嘴圈起像個小寫的o:「出來走走可好!」「是呀—」不發一言老婆婆竟然可以答話,輕輕的。不發一言老婆婆的話聲,畢竟與她的友善笑容相合。在她們慢慢挪過走廊的過程中,她們重覆這些對答。大概在這比幼兒學語還簡單的對話中,有非常重要的東西——我猜想其中的邏輯,去扔垃圾。

我在這間斗室已生活了300多天,天氣愈來愈熱,它愈來愈複雜,生長的力必多愈來愈無法控制。冷氣機好像將近油盡燈枯,我希望這就是我煩燥的全部原因。不像我總是間接否認家庭對我的影響,我非常願意銘記我住過的每間房子,包括旅行中的黑店。它們對我的影響總是像遺傳病:現在我的斗室裡有八個煙灰盅,放都沒地方放,是因為我一直不能公開使用我的煙灰盅;我總是不把小膠袋扔掉,是因為我以前在不能吸煙的屋子裡,總用小膠袋把煙頭包起來——換一個語境,別人看來,一定是神經質的。所以,大概,就算我現在多麼討厭母親,就算我與所有親人斷絕來往,所有被我厭惡、逃避的,將來都會一一在我身上顯現出來。母親非常厭惡外婆,現在她們一舉一動都像極了。如果這是世界的邏輯,我不知道自己是在背叛它,還是在順應它。

生活在斗室裡我甚至儘量避免到樓下去,吃飯都叫外賣。我在斗室裡是做論文,但並不意味著要遠離時代。我看電視甚至報紙都比以前多,除了追電視劇,也逐漸養成按時看新聞的習慣,星期日追看《鏗鏘集》。有時事情很直接,新聞報導都可以看得嘩啦一下淌淚;有時事情永無真相,你可以在一開始就想見真相的沒頂。於混亂的時代,憂慮是無法避免也不該去避免的。我會打電話去和朋友談各種公眾事情。然而,我始終記著,王小波因為他與人群的距離而自命清醒,而這並非事實的全部。七月,一大群人在街上走,並不太熱衷於叫喊口號,這裡面有著十分複雜的邏輯。清醒和犬儒,其分別往往就如我家裡那幾十張外賣餐單的分別,要很多很多的嘗試才能分辨。

我記得我初搬來的時候,有一天十一點左右到街上去買東西吃。在非常小的電梯大堂,白色光管的光線下,什麼樣子的人都有,疲倦的上班族神情厭世,眉目間隱帶悍意的家庭主婦,露出手臂紋身的精廋黑衣青年,十歲左右的男童穿著翻版的比卡超t恤,風塵女子肉光緻緻,映照著淡金色龐克頭和粗大金屬鏈。那程電梯我沒敢擠進去。我並不是說這光怪陸離就是生活本身。我也不是說,一切都見怪不怪淡然處之的後來,就是生活本身。我是說,後來我再也沒看過令我這樣震撼的畫面,也可能是我同時不再留心周圍的人——距離與洞見的關係之可疑,始終令我放心不下。

理解世界的種種邏輯,然後選擇。我在我的斗室裡,在電腦上打出我未必能做到,仍然期許的句子。很大程度上,我猜想我在斗室裡思考、策劃的各種東西,將來也許實際上都是徒勞無功、風過無痕的,或者更糟的結果是只記得斗室的寧靜。這與在散文中加入一個感傷味重的結尾一般令人氣餒,且很可能互為因果。

舊文重貼:上水喇沙事件

(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文章了,沒有被刊出來。令人傷感之處,是現在學校大概正在朝我所最不想看到的方向發展。
我非常掛念我的學生。希望能夠在大學裡再教到他們之中的大部分。)



他們壞!還有呢?
——關於上水喇沙中學事件



於03年九至十一月,我曾在上水喇沙中學代課,任教中一及中二級中文或普通話。在我離開後不久,《太陽報》就頭條刊登了上水喇沙中學中五級十人圍歐、欺凌一人的「校園暴力事件」,教育界一時人聲鼎沸。二月五日法官宣判了其中數名被告學生罪名成立,賞善罰惡彷彿連續劇。而我仍希望將一些話,與從事及將要從事教育界、關心事件的人分享,祈願指正。

我所看見的上水喇沙師生

老實說,我與我的學生相處愉快,他們常常令我覺得教育並非徒勞無功的事業。即使可能對學習抱有很大的挫折感,他們仍然表現出對知識的好奇:我給他們看西西的《像我這樣一個讀者》、張大春的《野孩子》等等,他們會借回家看。他們也許比其他學生更討厭搬字過紙的功課,但若你清晰的講解學習目標、重點和最重要的——方法,會看見他們臉上浮起認真的神情。我常說「我把你們當成最好的學生來教」——希望喚起他們對自己的信心和自尊——其實這真的與事實相去不遠。的確,上水喇沙中學屬於級別3(band 3),學生集中力較差、學業基礎不佳、欠缺秩序意識,如此種種會為教學造成障礙。但是,我從未與學生陷入嚴重對立的關係中。有學生嘗試激怒我(就是那種使小壞的男生「欺負」女老師臉皮薄的方式),但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更多是缺乏關心之下的善良脆弱。問候一個常被停課的「壞」學生是否胃痛,他臉上竟是浮起不知所措的神情。

至於我的同事中,起碼有好幾位,我是感到衷心佩服的。有一次,在教員室,有一名學生與老師爭執起來,另一位老師路過加入調停:他並不是以老師的權威身分要求學生服從(儘管這看來是多麼合理),而是嘗試向學生解釋,希望學生能夠體諒老師,老師也有壓力,老師也有情緒;而學生這樣大聲說話,別人驟眼看來也會覺得這是理虧的表現,對學生自己其實不利……能夠這樣平等地考慮師生關係、心平氣和娓娓道出一些毫不虛偽的道理,這不正是「體諒」的身教嗎?

另外,學校課外活動之多樣,也簡直令我羨慕的。各種體育校隊和常見課外活動不在話下,上水喇沙還有國術會、作家班、軍樂隊、結他班、打鼓班等等。我想學生在課業方面如果感到受挫折,參與課外活動可以培養他們的自信,建立更完整的人生觀;而如果我們的社會充滿險惡誘惑,繽紛的課外活動或者正是可與之拉扯的力量。或者效果並無保證,但畢竟這都是耗了校方和老師不少心血的,並且,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到校方對教育的全面考慮。令我感到意難平的是,大家在報導、閱讀這段「校園暴力」的新聞時,有多願意考慮,上水喇沙仍有許多令人感動、敬佩的面向?

小班教學——教育的基本

我以前是唸級別1中學的,沒有什麼老師會認真罰學生;雖然課上氣氛頗見融洽,但據我觀查,會與學生在課餘言談甚歡的,亦不過二、三位個別老師。而在上水喇沙中學,我常常看到學生和老師在走廊上、校園內搭肩說笑,只要老師(即便是訓導主任)在校園的某個位置坐下來,身旁很快便會圍了一群學生。我想那種感情大概是接近眷戀吧。

離職前一天我留校至九點,看著一位老師指示一位學生完成功課,學生大概欠了很多功課吧,到七點多天已全黑(學校附近很少街燈)他終於完成,老師再把他叫到跟前,絮絮地道:「不要再嚼香口糖了。校服也要自己檢點,把衣服束好。襪子呢?襪子該怎樣?不要穿船襪。」「嗯。」學生垂著頭,可稱溫馴。與其說那是訓話,不如說是母子間的臨別叮嚀。母親覺得兒子將要離去,所以鉅細無遺地數落一遍;而兒子,未必照單全收,但是知道母親關心自己,起碼當下表現得溫馴一點、最後講句再見,當是一種回報吧。

我想這種類似母子的關係,是透過時間的投入才能營造出來的。學生被留堂至七點本來應已失去耐性,但因為老師陪著他留下,他看到老師的付出,所以他對老師反而生了親近之意。而一位老師能令學生投入多少心力,其實很大程度上繫於一位老師需要同時面對多少學生。尤其,如果我們願意正視學生的三大弱點——集中力較差、學業基礎不佳、欠缺秩序意識(我相信有這些弱點的學生在任何級別的中學都會出現,差別只是嚴重程度和所佔比例大小),我們更應明白,小班教學正是教育不可或缺的基礎之一。這不但是對學生的人道,也是對老師的人道。教育應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這並不等於穿校服、守校規、上課、交功課、考試等等細節的總和。

至於精英(假如是我們)

我發現我們有些法律界的精英真是不知人間疾苦。案件法官宣判時大嘆「這是什麼學校,這是什麼學生?」法官大人大概是在名校中的精英班長大、或者在海外受教育,而且不看任何涉及校園暴力的日本青春片的。我詢問過很多唸男校的朋友,級別2、3的朋友固然說這種情況司空見慣,連一位剛從傳統名男校畢業的朋友也說,類似情況他也不時見到,只差沒動椅子而已。至於將自己的中學成績與被告學生的中學成績作比較而指學校學習氣氛差的辯護律師,如果他不是為了替學生求情而出此下策,則真是枉讀詩書了,最好請一個月假,到一家級別3中學代課開開眼界。

我明白我只是代了兩個月的課,看到的未必全面;我也不是說上水喇沙中學發生這樣的事件並無問題。問題是,如果事件能給予置身事外的我們一點啟示,那麼除了較浮面的「秩序問題」之外,應還包括以上所說的關乎教育體制的問題。可惜的是,在事件被報導之後,似乎少有人注意到教育制度本身的不平衡,大家都急不及待把上水喇沙中學及其學生當成除之而後快的大毒草。到底我們是關心我們的教育和我們的青少年,還是只希望找出「比我們更壞」的,好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這樣的標籤行為,對我們的教育事業,到底有多少積極作用?對於直面「垃圾」學生的前線老師、仍然對知識有興趣的「垃圾」學生、努力包納「垃圾」學生的學校,到底是否公平?

舊文重貼:〈困難的話〉

困難的話

討論是這麼困難:實際上的情況總是, 你沒有擁抱兩個壞選擇的其中之一,但別人堅持你有。如果你正面理會(先別論承認與否)這些邏輯,就很可能淹死在一大堆你不想回答的問題裡;如果你完全不理會,你又怎能肯定,自己真的與他們不同?至於你想說的話,它很可能是實際上沒有說出來——或更壞的,在意義上被取消了,即你說了你想說的話,但你已變成與你所攻擊的人同樣的人。這樣想著難免心情很壞,懷著這樣的壞心情面對論爭,怎麼能不變成「潔身自好的犬儒主義者」呢。

關於中大學生報的粗口標題事件,我數度與人討論而不得要領。我大概顯得十分同情學生報,總會有一堆人說「不用這麼幫著他們吧」、「要客觀」、「愛學生報的話就先教好他們」之類的話,結果我的論點就被「幫學生報」這個立場帽子遮蔽無餘。好吧,且讓大家看看我到底有多「幫著學生報」。 以下3000字謹獻給希望溫文而長篇地怒罵學生報的讀者:因為不斷被人將我的立場等同於學生報,我已累積了與你們相近份量的對學生報的怒火。

Part I:學生報,你不是沒有縫隙的

對外界針對粗口的抨擊,學生報有洋洋7000字回應〈道德高地的虛妄〉(下稱〈虛妄〉)。不過最後被傳媒所引用的,無非是「認為用字無粗鄙之意,因此毋須道歉」的斬截立場。學生報之所以堅不道歉,其中最重要的理據來自「語境說」,我這樣說是因為在〈道德高地的虛妄〉中,學生報用了超過 2500字去分析 粗口並非本質地具有侮辱性,同時釐清〈講普選,你講咩撚野呀——論普選理據,兼論代議政制之問題〉(下稱〈撚〉)的語境。學生報的論點在此不一一重覆。〈虛妄〉出來之後,似乎沒有怎樣獲得普遍同學的同情;尤其因為這樣,學生報不可以放棄策略性地考慮其中所包含的各種因素,因為由始至終,學生報,必須面對同學。


多 麼 乞 人 憎 的 學 生 報 啊 !

大概在反對者看來,〈虛妄〉一文所提供的大量(接近轟炸)論據,無論多麼周詳,與〈撚〉事件所呈現的「實際狀況」,始終有著不可彌合的縫隙。〈虛妄〉一文不能彌合這種縫隙,因此才被覺得是「狡辯」,而且說得愈多愈像狡辯。我 認為,探索這縫隙的起點,是回想一下文字書寫與面對面交談的分別。在面對面交談時,我們擁有較多條件去肯定溝通的環境條件,因此語境會較明晰地呈現出來,意義能夠較清楚地被交談雙方把握。然而書寫(writing)是一種「不對等交流」,溝通雙方並不能即時釐清、修訂信息的內容,因此溝通過程會出現理解差異。我實在不願推出德里達或德曼式的結論(「語境是永遠不能絕對框定的」),因為我覺得學生報的問題不在於他們斗膽想框定自己所寫的東西的語境——即使問題與此密切相關。

學生報說,粗口字的意義必須透過語境去理解,只有某些語境之下才會表達不尊重或侮辱之意,我想這在常識上是很難反駁的。問題出現在〈虛妄〉一文嘗試框定〈撚〉的語境的環節上。〈虛妄〉稱 ,「你講咩撚野」意在表達反對普選者「相當不耐煩而又覺得無聊」的「不屑神髓」。一般而言,粗口在「轉述」語境之下通常都被允許,這種轉述包括文學作品中角色所說的話,像《紅樓夢》裡薜蟠唱「一根雞巴(音譯)往裡剹」 無損《紅樓夢》的文學地位,《書劍恩仇錄》裡蔣四根常說「丟那媽」而金庸還是文豪,而報章直接引述「你講咩撚野呀」仍然是作為天下公器的傳媒。大家都是轉述別人的話,偏偏〈撚〉就中招,最直接的解釋應該是,誰都看不出那是轉述語境(例如本人,始終讀不出該種不屑神髓, 看過〈虛妄〉一文後仍讀不出)。〈虛妄〉一文有一句「回望文章分析的背景」堪稱全文的陰影部分——你所指涉的是此時此地的現象,虛構和模擬的是某種你所認為是典型而非個別存在的角色或形像,而連與你同處一時一地,教育程度相近的讀者都讀不出你在虛構角色、模擬講話(這麼常見的修辭技巧),你還要覺得是不可代替的表達方式,是不是過於一廂情願、自以為是?人家覺得你是狡辯,豈非正常?


由於〈虛妄〉沒有直面「修辭失效」這顯而易見的缺失,而逕自解釋自己的原意,就造成了一種「發言壟斷訊息之解釋」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在以書寫溝通這語境漂移不定的背景下,令前文所述同學眼中的〈虛妄〉與「實際狀況」的縫隙,更加顯化。此日的我們應該特別懂得,不應給「作者原意」太高的位置。廿三條和四十五條的爭拗餘波未了,政府旋風式推出「中學生基本法常識問答比賽」,林瑞麟當然會說這是為了增加對基本法的「認識」,中立、客觀、無害的 認識;如果以「原意」為 標準,我們有何立場說,在此時此地,結合問答比賽設 有標準答案的模式,政府此舉實意在統戰而非認識?學生報應該清楚記住,在為自己辯解的同時,不可放棄批判林瑞麟等的理據,最好還明確地在各方面顯得與 其截然不同。大講「原意」的還有前段時間來港的原基本法起草委員們呢。


當然,我不可以太隔岸觀火。作為事件的主角,作為肇事文章作者,學生報與哲 學系學生覃某(此名不穿鞋子通山跑又沉迷哲學書籍的可惡小子),解釋自己的原意是必要的。在我眼中,意圖既然不等於你做了什麼,然則解釋原意無非是一種倫理姿態,即解釋「我並不意在侮辱你,你又何必生氣」,而平息對方感到自己受辱的忿懣。那麼這種倫理姿態為什麼會失效?大概是因為,在日常情況中,誠懇的a 向b解釋說「我並無意侮辱你」,下一句通常是「如果令你感到受侮辱,我向你道歉。」而學生報則說,「我無意侮辱你,所以我不道歉。」這難免被理解為傲岸。我完全無意設立一種現代禮教來判斷這種回應是錯是對(我更希望我和該類君子有著明確的區別),不過這種回應所提示我們的,是一種劍拔弩張的氣氛,像范太要長毛道歉,而長毛拒絕。

而我要強調的則是,同學與學生報的關係,絕非范太與長毛,這偏偏是〈撚〉文告訴我的。


不是范太,不是長毛


談到粗口,其實無法迴避最近在中港台三地都大紅大紫的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齊澤克提到他在服兵役時,與一位阿爾巴尼亞士兵交誼甚厚。阿爾巴尼亞人對涉及自己最親密的家庭成員(母親與姊妹)的性污辱十分敏感,但齊澤克與他的阿族朋友竟用這種方式打招呼:

「是那位阿族人開風氣之先的。一天早晨,他給我打招呼,不過沒有說『你好!』,而是說『我 x你媽!』我知道這是他發出的一個挑戰,我必須作出恰如其分的回應,所以我乾脆回應:『請便,歡迎,不過得等我和你妹妹完事之後。』這個對話很快失去了它表面的淫穢性或諷刺性特徵,而成為一種常規會話形式:過了沒幾個星期,我們倆就失去了說出完整句子的耐心。每天早晨一見 面 ,他就會點著頭說:『你媽!』我也只是簡明扼要地回敬道『你妹妹!』」
上述情形很接近在學生報編輯之間交換粗口的情況。我願意強調的,是齊澤克指出,只因在他和阿族士兵之間存在著預先假定的平等(a presupposed equality),二人之間才會有這樣的淫穢儀式。換言之,〈撚〉會逕直使用粗口字為標題,未嘗不是一種友誼心態的投射,該文作者假設讀者像他的朋友一樣信任和理解他(也許還包括遇分歧會理性地討論),像齊澤克一樣知道「這是他發出的一個挑戰」,懂得「作出恰如其分的回應」。對我而言這種假設的明顯性遠遠強於「不屑神髓」。現在大部分的反應都十分冷酷:「誰和你學生報是朋友呀」,遮蓋了另一個令人微帶感傷的說法——「學生報信錯了各位」。也許是因為處於論戰氣氛中,也許是因為在有人向傳媒報料的行動中發現了敵意,〈虛妄〉一文也放棄了這個美麗的「友誼假設」,使得其隱然傲岸的倫理姿態更難獲得同情。即使范太新寡楚楚可憐,長毛不可能向范太道歉,因為他們處於對抗的結構內,道歉會推翻前者所抗爭的價值。怎樣才能不置學生報與同學於對抗的結構內?我甚至忍不住幻想,「對於那些願意接受粗口並不本質地帶有不尊重或侮辱意味的同學,尤其願意推翻粗口的階層標籤及禁忌意味的同學,學生報願意向你們道歉」,這個太過滑頭的說法會不會有好一點的結果。當發現我們所說的話都被結構決定的時候,或者就需要滑動。

其實另有一個對學生報更為不利的假設。假如學生報的態度是:無視校內外的各種反對聲音(要知道這些聲音的保守可能也是被學生報的兩篇文章所激化的)、無視這些行動的總和對於校園和作為組織的學生報到底有何效果,只單單覺得自己寫了一篇自己看來全面週到的回應文章就可贏晒收工大吉、得到了獻給理性之神的勝利,這就是超級的一廂情願和自我感覺良好 ,或會導致目前的支持者(包括我)倒戈。一廂情願這個詞在本文裡多次出現,因為這始終是我覺得自〈撚〉文以下一個無法抹去的陰影。即便粗口不是本質地具有負面意義,在標題中使用粗口字的影響應該是可以預見的;粗口字出現在一篇並不直接討論粗口的文章中,始終是把第一戰場讓出,讓傳媒和某些保守人士掌握了主動權,而學生報的回應則一如既往地不適合於傳媒發表,一再一再地讓出了社會性的戰場。這種策略比較接近行為藝術,多於〈虛妄〉一文所擺出的理性討論姿態及社會運動式目標。雖然,我比較傾向相信「撚」字出現是出於上段所言的錯誤而美麗的「友誼假設」,但我覺得學生報(以及覃某)還是應該更策略性地考慮整件粗口事件,起碼與上述的一廂情願自我感覺良好者劃出清楚距離。

希望溫文而長篇地怒罵學生報的讀者,不知以上呈獻是否令你們滿意;而以下的2000字,仍然是獻給你們的。


Part II: 我 在 和 誰 說 話


必須承認,世上有著天生的訓導主任:隨時隨地都在策劃和構思「規範」,無時無刻不以自己認定的僵硬規範判斷他人,想將逸出規範的行為自社會上杜絕。如此入型入格,本文也無意擾人清夢,因此他們並不是本文的書寫對象。本文的書寫對象是那些會被訓導主任影響,但本身並不是訓導主任的人。

我們是這樣無時不刻地處於規管之中:一些約定俗成的東西會不知不覺地上昇成神聖不可侵犯的、人類本質之類的神秘事物,遮蔽了其本身的文化偶然性——這時這些東西大概就是我們所謂的意識型態。例如:畢業禮會被假設為是一個嚴肅的場合,如果有人在畢業禮上發笑,除了訓導主任會來抓他之外,作為參與者的人也很可能感到不妥或為之側目。這時發笑者所受的批評可能是「不尊重」。值得追問的是「尊重」這個 及物動詞的賓語,即到底發笑者不尊重的是什麼?

1. 不 尊 重 嘉 賓 。
再問:我們憑什麼假設每個嘉賓都會同樣地認為發笑是不尊重?尤其是很少學校舉辦畢業禮之前會詢問嘉賓覺得怎樣才是不尊重。

2. 不 尊 重 其 他 參 與 者 。
再問:如果發笑者的目的未明,我們如何確定發笑者意在對我們不尊重?

3.不尊重場合。
再問:這是把擬人法當真了——「場合」真的知道自己要什麼嗎?

筆者並不認為以上三個「再問」都是沒有答案的。三個問題都有答案,那就是處於「畢業禮」這種具有強烈規範的地方,無論嘉賓、參與者的行為都是被結構決定,即是人的真正想法不被考慮,只要你發笑,即使你是出於為畢業生高興,也會被認為不尊重。到最後,這些規範則被必然化、本質化,甚至變成了一個有思有感的人,名叫「場合」。作為參與者的我們,如果看不到這只是抽象的、而且是自己並無參與訂立的規則,而與被本質化的規範過度認同,真的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那這種過度的情感投入,不免十分切合馬克思《資本論》中對意識型態 的基本定義:「他們對此一無所知,卻在勤勉為之。」

我假設大部分反對學生報刊登粗口的人都是出於類似的模糊反感:我們知道〈撚〉的「撚」字並不意在辱罵自己,卻模糊地覺得這件事有點不妥,學生報不該這樣做。(有說學生報觸犯了「出版是嚴肅的」此一規範。〈撚〉內文走政治哲學的進路,如果標題有一個粗口字就消解了其嚴肅意義,那麼未免將政治哲學講得太弱小了。)至於說粗口是社會上「公認」的侮辱字眼,那麼我們為何不能追問,這種「公認」是否事實的全部?世上明明有不在少數的人講粗口而不意在侮辱誰。為何這種「公認」是具體的內涵(例如一板一眼的政治哲學進路)都不可推翻的?

可能會有人認為,不管如何, 乖乖守規矩,總是對社會和自己都有益。通常意識型態分析會指出,意識型態的規管並不是中立、透明的,它經常對某些階級有益。(註1)例如畢業禮,安靜的參與者反襯出有機會發聲的嘉賓之地位高人一等。即使那些嘉賓就算本身不怎麼樣,但透過參與者靜默的服從姿態,他們囊括了權力。很多時候,對規範過度認同,會窒礙生存條件的改造以至社會公義之追求。恰有一個畢業禮的例子: 2000年中大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李光耀,中大學生會反對為獨裁者加冕,號召參與畢業禮的同學在李光耀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時背向講台,當日中大亦發生一系列抗議行動。但之前我們收到「一群畢業生」所發出的集體電郵,指畢業禮是對他們十分重要的日子,當日會有許多親友到場,希望不要有抗議活動破壞了當日氣氛。對這些同學的感受之理解,並不妨礙我們指出這些同學對畢業禮的規範是過度認同了——將並非指向他們的抗議視為對自身的攻擊——導致了他們顯得反動、且對獨裁者、大學的使命等等題目欠缺敏感。

任何藝術創作、批判論述、社會實踐,俾其能對人類文化有推進作用,正是因為它撼動我們的常識,然後令我們思考,看來必然的東西是否真的必然。這些撼動可能去得太盡,可能捉錯用神,可能撼動不了我們自身個別的根深蒂固的價值網絡,但我們理應主動製造空間讓這些撼動可以產生,並準備隨時反省。嘗試打破意識型態正如挑戰訓導主任,兩者都或者會受到懲罰。老實說我並不認為〈撚〉文做了什麼挑戰主流意識型態的事,反倒是許多大驚小怪的反對聲音令〈撚〉文 上昇到「受難先驅」的位置——也就是說,一受到法利賽人的迫害,三次不認主的彼得就成了聖徒。

Part III: 從 黃 霑 到 校 園 , 但 仍 在 社 會

黃 霑 @馴 化

不文霑最近去世,大家少不免在對他的追思中,提到他常講粗口,一般都會評之為「真」、「講得好好聽」。這令我想起,有一次與一位相當疼愛我的前輩(他 當然也偶而講點粗口)聊天,我爆了一句粗,他登時整個人一彈,說:「嘩乜你D粗口講得咁難聽架,講粗口都可以講得好聽架。」區區鄙人當然不能和黃霑相比,但值得思考的是,「好聽的粗口」到底是什麼意思?

另一位文壇前輩素以好老師與好父親形象深入民心,他喝醉了酒就會講點粗口,這是眾所週知的一項奇觀。有一次他微醺之下爆個小粗,然後訕訕地向我解釋:「因為得你一個女仔(鄙人以粗鄙形象深入民心)度,我先咁樣講咋,第個度唔講架。」我一心助興,下句連出三個粗口字,他當下一震,竟席沒有再講一 句粗口(酒是喝了不少),鄙人助興反成敗興。

「好聽的粗口」(它的另一面是「罵人不帶半個髒字」,古龍小說常對此讚譽有加)和醉後的粗口一樣,都是馴化了的粗口,所迴避的是粗口所帶有的濃烈的抗爭氣質。粗口不但以暴力語言的方式時常出現於對抗性環境,它還是許多藝術工作者挑戰社會禁忌與意識型態的常用工具——這些挑戰往往被冠以「嘩眾取寵」的罪名,以取消其正當性。相反,私人朋友之間的粗口便較被允許 ,不但是因為所謂現代社會姿態上必須給予「個人」更多空間,同時也是因為,一旦承認「私人」、「個人」的性質,它的公共抗爭意味就大大減弱。因此,當我們不斷強調黃霑的粗口乃出於他的「我自求我道」,其實是同時馴化著黃霑:因為粗口是黃霑的「個人」嗜好,我們只須「欣賞」、而不必正面思考他所依靠的價值對主流價值的衝擊。到最後,黃霑的方方面面就被削減至剩下「與我們一起成長」(其 實全球人類都和我們一起成長)的溫情一面;通過如此,我們就保衛了「我們」,混雜、搖擺、意識型態與掙脫意識型態的衝動糾結不斷的我們。

黃霑死後的悼念活動還令我想起一些事。就像八十年代參與學生組織的科大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馬嶽所說,中大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挑戰禁忌的事(他認為這是好現象);以我所知,上一次是90年代中期的小報熱潮(有興趣者可參考《 中 大四十年》「小報」部分)。在我做學生報的本科生時代,有些昔日反對小報風格的老鬼自海外回歸,看到校園死寂一片,不禁為文慨嘆:昔日的小報雖然過激,到底當時的校園是眾聲喧嘩、大鳴大放的,總比現在的情況好一點。這個例子並不是要證明「反對粗口的人到最後都要贊成」,而是意在指出,對某些人來說,唯有通過感性懷舊的朦朧薄紗, e.g.「死後的馴化」,激進的挑戰性行為才能被接受。我們不禁要問,當今時今日中大校園發生類似的抗爭主流意識型態事件之時,這些緬懷小報風采的人士到哪裡去了呢(physically彼人是在中大)?會不會,等學生報也棄械投降化作繞指柔,再過數年,彼等才會走出來憑弔昔日冥 頑不靈的骨氣?


「 到 底 校 園 發 生 了 什 麼 事 ? 」


這次粗口事件有一點出人意表的,是除了意料之中的明光社、教協等衛道組織之外,一些四十歲以下、畢業於中大、任教於學院不滿十年的青年學者,在大眾傳媒上為文抨擊學生報或「解釋」學生報與同學的「溝通失敗」。以前某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會將我們的諸多怪行一笑置之,我當時還覺得不滿(因為這和蔡國威所說「明白大學生思想前衛」一樣,下一句可以是「普通人不可以有樣學樣」,差一點就是現在常見的微帶嘲諷的「藝術/前衛」標籤),原來今日尚有等而下之。

當年小報出現當然也挑起了反對聲音。主流媒體如常的獵奇式報導、以所謂的道德標準質疑:「大學生講粗口呀!仲講性添呀!」根據當事人的憶述,當時的校園討論並不理會這些「道德聲音」,討論的是更加細膩的學生組織、學運的概念問題——即當年反對小報和粗口的人都不屑與某些「道德聲音」為伍。而是次的粗口事件, 校園裡對學生報的反對聲音,卻十分貼近主流傳媒。我們不禁要學某老鬼的感性口吻問:到底校園發生了什麼事?


我 們 妥 協 ! — — 回 應 反 對 粗 口 的 青 年 學 者


而即使由青年學者發出的反對聲音中,也明顯存在著對某種模糊的「常識」/「禮」/「共識」的肯定——一邊說著「這些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標準」,又說不出其標準的具體細節或所以然,但那邊廂已舉著這些標準來批判學生報「不合標 準」了。這是作反省狀的「當下即是、以我為準」。這些人士往往毫不猶疑地肯定,「常識」/「禮」/「共識」必須存在 ,因為它是我們社會的基礎,不管其 內涵如何。那麼,「常識」/「 禮」/「共識」其實不過是我們的想像結構中的 一個空洞的神聖位置,可以換上任何內涵,但必須先設地視之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否則我們的精神結構以至社會結構就會崩潰。同樣,「粗口」所佔據的就是神聖的對立面,也是一個可以換上任何內涵的空洞位置,它的負面形象保衛著社會和整體人類(的幻覺)。好吧,這是我們的回答:如果以「常識」/「禮」/「共識」為標準而反對粗口的人士願意承認,我們的社會正是虛弱得要空洞位置來保障,粗口擔當代表負面空洞位置乃是我們的想像結構使然,而非粗口本身本質地具有侮辱性或什麼負面元素;那麼我們這些粗口保衛者不介意接受,粗口理應遭到大肆鞭撻。 ( 註 2)


再 提 提 你 , 學 生 報


上述青年學者的反對聲音,是在主流傳媒上發表的,其間並無與學生報討論;儘管作者都畢業於中大,聯絡學生報也並非難事。「戰場移至校園外」這個現象還顯示出 ,五四蔡元培諸等所劃出的校園地限或所謂「象牙塔」,今天已經日趨崩潰——如果不是已經徹底崩潰的話。我想補充的是,這也不是真的那麼壞。不過,學生報應該隨時有將戰場擴大、轉移的準備,應該更敏感於策略和手段,因為我們的終極目標從來都不只是學生,而是社會的變革。所謂「策略性」,首先就是不要認為把道理用自己的方式說清楚,就等於面對了同學;「道理」或信息不止是指說話的內容,也包括載體、姿態等等其他因素。如果視其他因素都是透明的,而訊息的「內容」就是一切、就能取得預期效果,這可說是一種「政治不敏感」( politic insensitive)。遠古的亞里士多德早已指出說服力的三元素:情感(pathos)、道德(ethos)、邏輯(logos)。我們是基於什麼假設,才認為logos的力量可以蓋過一切?

這篇文章因為什麼都想談談而迂迴得過份,而且比〈虛妄〉還長。在往日參與各式學生報的討論之時,我總是大力反對將「普通同學」假設為愚昧、保守、功利、非理性、不關心社會的統一體。我覺得這些論調都是出於精英心態,是製造 一個稻草人以便顯得眾人皆醉我獨醒。因此,在有關粗口的爭論過程中,出現的「稻草人實體化」著實令我尷尬不已。我可以想像以往與我爭論的對手這樣說:「反對將『普通同學』當作蒙昧大眾般來教化的又是這班人,在與『普通同 學』有限的接觸中出現最多對峙的又是你這班人。你自己腹背受敵咋。」我若是迫害妄想狂就會想到他們在冷笑。我希望,參與事件的學生報同學仔,會認真地思考、秉持「粗口」中的反偽精英主義立場(參見〈虛妄〉一文「低俗粗鄙?——其一︰階層標籤」一部分),反省無所不在的意識型態、階層標籤,無論面對千千萬萬實體化了的稻草人,也不會變成傲世而粗糙的教化論者。



注 釋
註 1  筆 者 於 明 報 發 表 的 文 章 之 後 半 部 , 正 是 從 這 個 論 點 出 發 而 寫 的 壓 縮 版 : 如 果 挑 戰 規 範 的 行 為 不 是 傷 害 了 我 們 這 些 犬 儒 主 體 的 利 益 , 如 果 我 們 不 是 害 怕 這 些 規 範 崩 潰 而 導 致 我 們 失 去 什 麼 , 我 們 為 什 麼 要 害 怕 規 範 被 挑 戰 ? 這 些 問 題 的 答 案 當 然 不 止 一 種 , 本 文 正 文 嘗 試 解 釋 明 報 文 章 以 外 的 另 一 種 。 還 有 一 種 常 見 的 是 , 我 們 本 身 有 受 過 粗 口 侮 辱 的 創 傷 體 驗 , 因 此 格 外 難 以 接 受 對 粗 口 的 維 護 。 而 對 此 可 以 想 見 的 答 案 是 : 受 過 露 體 狂 騷 擾 的 人 士 , 如 果 對 裸 體 雕 塑 有 直 覺 性 的 反 感 而 變 得 保 守 , 那 是 非 常 可 惜 的 , 因 為 它 們 本 不 是 同 一 類 東 西 。


註 2  此 論 點 得 力 於 友 人 周 氏 , 謹 此 誌 謝

仍然不適

像一面陌生的鏡子。以看來非常坦然的態度,鋪展出我那些長長的文章。現在看來,它們真的是長得驚人。不過貼上去之後,它就好像是另外一個人寫的東西了。

而它們主要是評論,看來強悍而且僵硬地理性。其實那大概是僅有的理性了。在這面鏡子的背後,還有很多紊亂潮濕的東西,如果我完全禁制了它們,它們也許就會在某個時候徹底把我擊倒。

到現在,世界上大概還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而且可能隨時因為我過於不適而把它刪除掉。而我為它所感到的苦惱,就像一個累贅的詞語。

舊文重貼:《低保真》評論初稿

恐龍的沉默抵禦——讀《低保真》


2004年11月初,立法會選舉餘波已定,西九的熱鍋尚未炸開,陳滅的第二本詩集《低保真》悄悄出版,靜靜在牛棚書展的幾個攤位上初見日光。

1.並不安靜的沉默

我們的城市,似乎總是太吵,一如所有城市;在聲音雜生處,人們份外容易嚮往無聲。陳滅的詩集封面是一張黑膠唱片,「低保真」是音響名詞,作為青年學者的陳滅(我通常叫他陳智德先生)總被形容為安靜——沉默。我並不懂得音樂,但在陳滅作品的脈絡中談論與「聲音」相涉的事情時,我相信「安靜」和「沉默」是必須被分別開來的東西,尤其因為:它們看起來都與無聲相近而與雜音相反,因此容易被混為一談。其實,安靜與沉默都一直在場,它們就在雜音的裡面。

現代都市其實從不缺乏想像「安靜」的話語,這些話語承接著昔日的田園/牧歌/避世夢但如今某些地方迥然有別。「鬧市中的一點寧靜」,它現在可以是書店、coffee shop的宣傳句子,也可以是,只為炒賣的樓盤廣告。任何充滿雜音的都市裡,都有大量單位供應、銷售「安靜」:香薰、瑜伽、spa、旅遊、流行曲鋼琴演奏版……一切甜美安暢,令人覺得隔絕煩囂——這種隔絕感保證著主體身處其中時的休憩感,而恰恰也是這種「安靜」的隔絕假象,支撐著它的對立面——令人難以忍受的城市生活,那些被操控與被壓抑的痛苦。是以我們到東南亞浸夠spa就可以再做一年行屍走肉,做完瑜伽的柔軟體操,推門出去又兼飾馴服的下屬和尖刻的上司。「安靜」強調隔絕,它指向休憩和酣睡,目的是讓不堪忍受的一切繼續,它是一個成熟的志在巧取豪奪的機器所必須附帶的一部份,它就是那機器的潤滑油——並且,它異常容易被消費文化吸納,有著始終令人難以拒絕的外貌。

相反,試將「沉默」置入商業宣傳句子中「安靜」話語的位置,應可將商業味道驅散大半:設若有一個樓盤廣告說「為你提供鬧市中沉默的居所」……陳滅的樓盤是這樣的:「這就是了我淡青色的家/我那唱機一樣孤僻的家」(〈Lo-fi〉)。陳滅與香薰、瑜伽、樓盤廣告等等極端相反。陳滅所反覆書寫的「沉默」是隱身的,它並不浮形於消費文化,兩者的關係一如〈墳前地〉裡所描繪的:「暮色中隱匿的事物現形,城市在極目遠處抽搐地笑」。陳滅對消費文化的厭惡毋庸置疑,但我們不可忽略〈強迫性購物症〉裡出人意表的態度:當患有強迫性購物症的瘋狂主體,在商場的人潮行列中處於徹底的孤立狀態,詩人在結尾重覆「虧空了世界還要向世界追討」,使我們最後開始相信,世界的確對這些最象徵著世界的病態的主體,有所虧欠。換言之,詩人深刻的觀察與思考,對於執著的邊緣者之同情,令他將與自己最極端相反的人,納入自己所在的對抗世界的行列。

至關重要的是,相對於上述馴服的「安靜」,「沉默」則暗示巨大的破壞、爆發、反抗。陳滅編有鄧阿藍詩集《一首低沉的民歌》,《低保真》也收有寫給阿藍的(看不見的生長)。看看陳滅的「低沉」:「或者可以放下疑慮/儘管引擎的聲音比一切低沉,並沒有說出/它暗中的沮喪,抑制毀滅的憤怒/可以想像成巨大的搖滾/從過去歌吟至今。我會先你下車/我們各自從不同視窗看見的風景/在它們逐漸被我們改變之前,會先改變我們/流放的路徑」。顯然,「沉默」不是「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別人」,而是「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魯迅《野草.題詞》裡燒盡一切的野火。

是以,陳智德先生在我心目中,始終是一條作為青年學者的恐龍,猛烈搖頭噴著怒火焚燒各大地產商的高廈,因為它們所佔的土地係拆毀舊物而得。這個形容意在表明本文作者無意複製陳滅詩作的氣質與氛圍,然而此形容始終不能取消陳滅作品中沉默的重量。

2.抵禦而不是隔絕

一般認為,沉默是一種固步自封的姿態,但陳滅的詩作揭示了另一維度。沉默指向發聲的需要:沉默者的視野之內存在著令之企欲或壓抑發聲的對象,因此是充滿矛盾與衝突的場所;相反,無需說話、圓滿自足的安靜,才是真正的封閉。因此,沉默從來不意味隔絕。因此,我們在《低保真》中,借助沉默者的視界,看到相反、衝突的事物互相牽引、挑撥。

散見於全書的牽引、挑撥的動作中,當然是多種型態的,在這裡只談三種。有一類是比較具代表性的:〈白影〉之中,將滅之白光瀕死的閃動,令「我們」的影子騷動不安、希望脫離「我們」,甚至引致一場風暴:「整座樓房從內裡開始震盪」——然而或者更致命的是白光的閃動扭轉了人與影之間的關係:是人依附著影,影的遠去就是人無可彌補的殘缺。瀕死狀態卻有爆發性的能量被牽引出來(這裡的「牽引」具有現實意味因為我相信如果白光不是瀕死作者不會賦予白光這麼強大的力量),白光乃是一股「分離主義勢力」,挑撥著看來完整的事物內部的分裂。這種弱者對強者的反撲,在陳滅的作品中無疑是有核心意義的代表性。另一種型態可能出於我的幻覺,它比較消沉,即「熱情引發冷漠」的型態:〈Gothic〉中,唱出激越、警世言詞的歌手竭力唱下去,而他的熱情引發了觀眾的冷漠——這是我揮之不去的想法。在我所經驗的現實裡,激越、革命性的行動,有時反會引出龐大的保守而不是反抗力量,你失去了戰友而不是召喚了同志。這種令人憂傷的現象的一個潛在註腳就是,作為寫作者的我們參與社會時,總是在前進時躊躇,撤退時流連——是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學訓練令我們總是看到反面?

最後要談的一種型態其實接近常識,但在本文中具有銜接意義而不可略過。〈Amk〉:「同學們都放學離去或出發去了/仍有兩三個低年級同學四處遊蕩/要與學校的幽靈遊玩。而我們在高層的走廊上/被四方的汽車圍困,如果去闖去反抗/是否就會碰見自己的靈魂?」這裡的關鍵在於斷句和節奏:「被四方的汽車圍困」與「如果去闖去反抗」之間的逗號暗示了一種直接的反應,這種反應式的直接性當然是與上行的句號參照而得。一句到尾,「被四方的汽車圍困」觸發了「去闖去反抗」,即壓倒性的力量不均,正正牽引著反抗。——但,其實,最令我感興趣的,是上引的「靈魂」——這靈魂是被「碰見」的。相對於「找到」,「碰見」暗示著隨機性,而且不禁令人想像:這靈魂平日遊離浪蕩,有著自己的人生,而不是神秘地域等待主體的降臨,把它回收到原屬地。簡單來說,在該句裡,「碰見」消解了「自己的」。

馬庫色曾在〈文化的肯定性質〉中狠狠批判過資產階級意義上的「靈魂」:「靈魂的主要功用,就是把人提升到理想的高度,並非敦促其實現理想。靈魂具有一種息事寧人的效用。」靈魂與肯定文化(confirmative culture)的聯繫在於,它們都強調普遍、永恒之價值,這些價值是超越現實的,譬如說人即使窮困,但仍然可以是幸福的,「理想的實現歸之於個體的文化教養」。「文化的含義與其說是一個美好的世界,不如說是一個高貴的世界。這個高貴世界的出現,並不需要推翻物質生活的秩序,只要借助個體靈魂的活動就行了。」同樣地,「靈魂使人變得軟弱和順從,在現實面前卑躬屈膝,這是因為,它們[現實]在根本上是無關重要的。」因此,靈魂可以成為控制大眾的國家意識型態機器,封殺對社會生存條件的真正改造。因此「碰見」對「自己的」之消解切切不可錯過:陳滅的靈魂不等同資產階級式內向的「返求諸己」,這裡的靈魂是主體感到與之血脈相連、甚至是由自身分裂開來的的無名他者,其最接近的形象,是鬼魂或者幽靈——這裡的「靈魂」,揭示主體與現實之間及各自內部的分裂。

陳滅的詩總是鬼影幢幢:〈常日維園〉裡「每個遊魂都抓住鐵欄沉默望向馬路」;〈掘路城〉裡「孩子提著燈籠/走出大廈,像他們的上一代/離散如一艘艘漂流的船/抵岸成為眾星,成為這城市/掘路邊一盞一盞黃色訊號燈」。不可遺漏的是,「提燈的孩子」的鬼魅感,恰恰是被最後一個極其日常的掘路燈意象大幅渲染而令我們有切膚之寒的。質言之,以〈垃圾城〉、〈紙幣城〉等為代表的一系列指涉香港的詩作之濃重鬼意,並不源於非現實的寓言語境,而是恰恰由極具現實意義的語境、一系列極能概括我們的城市生活的意象所帶動、催生。於焉我們可以明瞭,陳滅詩中的鬼魅,不(只)是內向式沉緬回憶的過時人物,乃是外向地關懷現實的騷動靈魂。異常明顯的證據是,陳滅對政治事件如九七、六四的反覆書寫,其執著程度在香港也屬異數(要知道香港歷年都有許多書寫這兩大事件的文學作品),以致在題寄賈樟柯電影《站台》的詩作也有鬼影一閃:「八十年代就這樣告終?(隔段)沸沸揚揚中暗藏的一點哀傷/似是水壼下鎮壓流竄的靈魂/嗚嗚聲嚷著要赴理想年代去」(〈漂流青春〉)——講八十年代的理想而不提鎮壓,則易流於美好鄉愁而近於商品消費。

「看見鬼魂」讓我們感到自己並非身處現實,但反過來說,正是在現實中看見鬼魂才有意義。「喪失現實」的體驗在精神分析學派那裡的意義是值得一再玩味的:「當我們遇到某個由於自身具有創傷性特徵而無法融入我們的符號性世界的事物時,『我們的世界開始土崩瓦解。』」(齊澤克,〈論徹底之惡及相關問題〉)符號性世界(the symbolic)的一切井然有序,不可調停的衝突被調停而一切都可以接受。儘管陳滅或者並不傾向精神分析也沒有讀過齊澤克,但上引句子難道不是驚人地概括了陳滅作品中的整體情調和思維?精神分析認為,我們的現實是由幻象(fantasy)支撐的,遮蔽著酷烈的、漂浮著創傷性碎片和不可和解的衝突之實在界(the Real)。齊澤克多次聲稱,在日常生活裡,我們任何時候都可能觸動某個瓦動現實世界的機括,看見實在界的黑暗深淵。這豈非就是〈Lo-fi〉裡的雜音?「調大聲一些再一些那老舊的擴音箱/每次重播之前總聽見新的雜音/在巨大的失真中保留了一點僅餘的原樣/逐漸蓋過原樣自以為全部的聲響」。

《低保真》裡有許多與音樂互涉的作品,因此引入了「聽」和「看」(包括我們的閱讀)之間的複雜關係。齊澤克的美妙文章〈「我用眼睛聽到了你的聲音」,或,看不見的主人〉這樣定位「聽」和「看」:「正如德里達所論證的那樣,因為這個緣故,『聽見自己在說話』是把自己體驗為活的生命的核心和基本母體,而它在凝視層面的對應——『看見自己在觀看』——明確無誤地代表著死亡。[…]叔本華認為,音樂可以重顯生命實體的驅動力,[…] 在音樂中,我們聽到了看不到的東西,即意識流之下的振蕩的生命力。不過,一旦生命實體流被中斷、停止,又該怎麼辦?這時,某個形象出現了,它代表著絕對死亡,因為死亡超越了死亡與再生、腐朽與生殖的循環。以目聽之,即是說,觀看標誌著生命終止的絕對沉默,比以耳視之要可怕得多。」死亡是陳滅作品中一個重要主題,而為了在發佈會前完成這篇文章我必須把它放棄。對於精神分析學說對陳滅作品的適用性,由於時間問題除了抄書我無法去得更遠,但我必須在此匆匆說一句:用前德里達的西方傳統哲學框架去理解陳滅作品,即使可以賦主體以自由回憶的權力,卻難免遺漏或緩和了陳滅作品中的殘缺和掙扎,即使在文學閱讀(而非社會批判)的層次上,也是一種損失。何不看看齊澤克翻新德里達對西方形而上學的批判:「聽見自己在聽」的主體正在處理「自發感染的幻覺」,排除了「看見自己在看」所象徵的自我距離;而「在場之形上學」的幻覺基礎是「以『聽見自己在聽』的模式中的『看見自己在看』」——以「體驗生命之流」的方式,以為自己看到了一切。

也許正是陳滅互相滲透式的時空處理造成了「看到一切」的誤會。時空結構在陳滅作品中是一個非常重要又難纏的主題。筆者願意在此(突然)謹慎地指出,《低保真》裡極可能是有不止一種時空結構的,作者對過去、現在、未來的態度在各篇詩作裡時有轉變,於是《低保真》的時空結構較《單聲道》中的更難作整體而準確的概括。本文將只試圖以修辭學的角度將〈放幻燈〉與〈Gothic〉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係作一比較。

有言在先,〈放幻燈〉是筆者最喜歡的詩作之一。已有論者將〈放幻燈〉的時間意識詮釋為「模糊」、「孤兒及放逐者的時間意識」。本文所希望補充的是,即便在具體閱讀效果上仍然召喚著差異感,這種「模糊感」乃是由修辭上的「反覆」所造成的:「在今日延續今日/我們看著我們/在往日談論往日」,連續三個,效果強大。以〈放幻燈〉本身的詞彙來說,即是「重疊」,重疊使得詩作的具體時空複雜難辨。

同樣是描繪一種神秘幽暗的啟示經驗,〈Gothic〉則採用了截然相反的進路:「未明白的一切在一瞬間都明白過來/隨著低沉的歌聲攀過一層又一層樓梯/回到過時的八十年代去睡一覺/回到震耳的、Gothic式的八十年代去醒覺過來」。在上引詩句中,「反覆」被分置在兩個句式相近的長句中,稀釋,以致造成了「對比」的效果。如果〈放幻燈〉是把看來差異的過去與現在「重疊」,那麼在〈Gothic〉中作者則試圖把作為整體的過去「分割」,主體在分裂的過去中遭遇了迥異的實踐(沉睡vs.醒覺),其結果當然是主體本身的分裂。而值得留意的,是「當下」在〈Gothic〉中有了較前作重要的位置,因為它是「攀過一層又一層樓梯」的主體之追尋的具體起點,不像〈放幻燈〉的追尋起點彷彿一早便籠罩在不可知的時空中。「當下」與「兩個過去」鼎足而三,於是我們有了「未來」:主體在過去的醒覺,預兆著另一段經驗將要發生。〈Gothic〉時空的複雜性在於出乎意料地清晰的「分割」。至此,〈Gothic〉的時間意識就與〈放幻燈〉中的「過去把今日的虛幻都變成真實」,有了鮮明的差別。這可視為陳滅對前作中已被各論者所指出的「執著記憶鄙夷當下」的態度的,一種修正式回應。

對記憶的執著,本易於令人聯想起浪漫主義的「既視現象」(deja vu)式世界觀,也很容易與內向、沉溺等詞語聯結在一起。如果要避免把陳滅詮釋為感性懷舊詩人,「當下」和「分裂」是其中兩個不可忽略的關鍵詞。「當下」以其龐大及強調可見性的特點,與一般意義上的「現實」相通。如果不介意跳過所有精神分析的術語,齊澤克對電影《Matrix》的分析可以交代本文的意識型態考慮:《Matrix》將母體(matrix)假設為我們面對的現實之虛假性的構成因素,而暗示在「這個現實」之外還有另一個美好、真實的現實,正是這種想法把《Matrix》變成意識型態的化身;而反過來說,如果說「『那裡存在的一切都是由母體派生出來的』,不存在終極現實,只存在虛擬現實的無窮序列,這些虛擬現實相互映射」,也同樣是意識型態性的;作為一種反抗意識型態的想像性論述,齊澤克這樣標示(他的)出路:「比虛擬世界的增加更具顛覆性的,本應是現實世界的增加」,「現實最終是抵抗之物。」《低保真》所令我感到具有真正抵抗性的,便是當下現實的分裂——現實作為抵抗現實的起點,它的發現被更清晰地揭示了。

沿此我們可以格外強調陳滅經常運用的跨段技巧,即上段的句子彷彿完結,轉眼又由下段的句子補充。這容或是個常見的技巧,但在陳滅這裡它具有核心意義:它表現著作者這樣的思維——結束不是結束,開始也不是開始,每一個時間片段突然脫落、分離開來而各自運作,甚至彷彿能夠穿梭其間的敘述者/我們也分裂成陌生而充滿衝突的主體。《低保真》裡的幾乎每一首詩結尾都突然指示一個鬼魅般重新開始的意象:「意志的力量發出一束不住閃動的光/像我們的上一代隨著人群,航去如船/翻蕩去喧鬧不息,又戛然靜止/影像淡去,又漸亮/斷了氣,又活過來」(〈然後有了光〉)。這並不是一般庸俗的「開放性結尾任讀者自行詮釋」,而是作者亟欲將沉重的氛圍延續於短短30行左右的詩作之外,抵禦那種彷彿鬼片結束後大放光明的釋懷感,那種釋懷感讓讀者閤起書後又對現實如故照單全收。

《低保真》抗拒速讀,因為它抗拒著城市盲目的速度,還有常見的簡化的定心式閱讀。我曾多次希望在乘車或半睡半醒之際隨手翻翻以便完成這篇文章,結果要麼不得其門而入,要麼錯過車站。而此書的詩作不過介乎30至50行,它真的相當頑強。《低保真》的抵禦姿態比《單聲道》更為潛沉和堅執,它更加難以分解:它勻稱的結構和統一的語調包納並突現各種衝突,始終保持冷靜的氛圍而意在喚起震悚。這種震悚令人夜裡不得安眠,但指向對我們自身生活、所處的城市之,必要的反省。


(後記:理想中本文應該有三個版本,對應不同的發表場合,敬請期待者期待,現在的當然是未及深思的初稿。而由於時間倉促,本文竟連一個註譯都沒有,對從事史料考掘整理的青年學者陳智德先生來說,其罪當誅。不敢求恕。)

「香港的大學裡沒大事。」

中大在李國章時代已經提出「亞洲第一」的宏願,北大當然是中大心目中的假想敵之一。前任崇基院長李沛良便將中大荷花池命名為「未名湖」,明言中大「未名湖」與北大「未圓湖」比肩。可是,在最近的中大英語化事件上,中大與北大的距離最是一目了然。

年前北大曾推動「校園改革」,修訂教職員的聘用條例,在校園內外引起廣泛而熱烈的討論,中央台也曾採訪過有關事件。聘用條例的問題聽來帶點銅臭,所以不值得注意?北大有學生逕言:「北大校園裡沒小事!」推動改革的北大校長對此言表示認同,傳媒報導時亦多次引用此語。

相反,最近中大更改教學語言政策,引發校園內外不滿,校方卻一再盡力將事件「低調進行」:
事前諮詢如落花著地無聲;政策通過後引來強烈質疑,則聲稱需要更改教學語言的課程只有3-4%,數量稀少,並無重大影響。希望將事件淡化的除了中大校方之外,中大某些校友兼校董如香樹輝、王維基等,亦不斷宣傳「更改教學語言只是行政問題」。而現於科大教書的中大校友黎德怡,則稱無論中大「國際化」背後真正的目的為何,對大學的形象和實質都好多於壞。在這些論調中,中大的英語化,都不過是小事一樁,不值得追問。

「北大校園裡沒小事!」這句話在香港大專教育界中人聽來,也許接近五雷轟頂——因為它表現了說話者作為大學中人的自重自尊,對公共討論的重視,扣連知識與身邊事務的熱心;它還隱含了一幅大學與社會之間互存信任的圖景:說話者相信社會願意聆聽和了解大學所關心的事情,社會與大學是相連的。而這些對說話者來說理所當然的一切一切,在香港的大專教育界看來,竟然是那麼遙不可及。


「3%」:一劑啞藥


當中大校方聲稱只有3-4%的課程需由中文教授轉為英文教授後,社會對事件的關注似乎就開始減弱。似乎3%這個數字,確乎讓人覺得中大英語化,無話可說。不過,我們怎麼會相信,大學教育問題可用數字概括?如果照這種數字思維來想,科大最高收生成績學系之一的環球商業管理學系可算微不足道了,它一年只收20餘位學生,佔科大全校收生人數不足百分之一,那麼把這個學系關閉,對大學幾乎毫無影響。

3%之所以是一劑危險的啞藥,就是因為它遮蔽了學科知識之間的差異,學科與學習者之間關係的複雜性。中大的教學語言問題是必須討論的,而且必須非常細緻地討論,因為嚴格來說,即使同一學系,不同課程所背負的使命都不同,因此對教學語言的考慮亦自然不同。考慮該以何種語言教授一個課程,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生動程度和學生參與程度之外,起碼還有幾個向度。例如,語言與思維的關係:中大翻譯系創辦人孫述宇教授多年前便已指出,在處理複雜的抽象思維的能力方面,第二語言是永遠都不能代替第一語言的。又例如,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教育學者蔡寶琼指出,中文是香港人參與社會、討論時事的主要語言,以中文教授較能觸碰到以中文為第一語言的學生深層的價值觀,也令課堂與社會之間的距離不那麼遙遠;相反以英文為主的學習環境,很可能會令學生對社會有疏離感。

曾經以英文學習和教授的蔡寶琼還說,她在教授有關「性教育」的課程時,堅持使用中文來面對本地學生,因為性別、性態這些問題深植於每個人的成長經歷和深層思維之中,以英文教授會無法接觸到同學思維中最潛在的假設——教師講「陰道」和「vagina」,對聽者所造成的思想衝擊根本是兩回事。

我不敢說蔡寶琼這種考慮是唯一合理的,但作為對大學教育的考慮,起碼交出這樣程度的思考,才算是合理的。令人慨嘆的是,推行「國際化」政策的人,卻總是似乎想大事化小,討論愈少愈好。

3%本來只是一個數字,數字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是以證據的方式,為討論提供輔助,讓討論更有基礎地進行下去。但是中大校方提供的這個數字,它欠缺所有調查數字都有的可信性基礎,那就是:它是怎麼算出來的。但它卻是中大校方停止討論的有效藥劑。3%本不應是個如此奏效的宣傳策略,它現在大收奇效,只怕是我們的社會也太習慣於看見數字便停止反問了。



「行政問題」:令人盲目的招牌


除了數字之外,另一個將英語化事件講成「小事」的手段便是「行政問題」的論調。「行政」這個招牌的意思就是,我的行為是中性的和必須的,所以無須討論了。這種論調全力迴避語言背後的意識型態問題,巴不得把一切用「大勢所趨」四個字匆匆帶過。而恰恰是這種將語言問題去意識型態化的思想,會令「國際化」徹底失敗。

中國翻譯學者孫歌曾批判當今中國大陸的外語教學,過於偏重語法和語音訓練,而忽略了語言背後的意識形態問題。他認為這種教學將語言視為透明的載體工具,結果只能教會學生「識別」,而非「理解」。所以學生認為語言只與技術手段和生產工具有關,而對語言背後及自身所處位置的複雜問題完全盲目。孫歌一矢中的地指出:假若「外國研究」是在這種簡化基礎上建立的,就完全沒有意義。

如果外語教學與研究不能審視所處的文化位置的複雜性,進而不能擁有單語文化視角所不具備的思想生產能力——那麼雙語教學與研究所憑借的立場,就僅僅是對母語文化立場(甚至僅僅是意識形態立場)或者是另一種文化立場的簡單複製,即拙劣的鸚鵡學舌。「當今外語教學最易培養兩類型的學者︰要麼是毫無頭腦鸚鵡學舌的文化買辦,要麼是極端而簡單的民族主義者,就是因為它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在何處?』」孫歌的深刻批判令我們悚然,是因為它竟然也如此切中香港的要害。

也就是說,如果學習者習慣了把語言視為純粹的工具,那麼就算引入了外語教學(或者如中大校方所說「雙語教學政策不變」),而不能審視語言使用者的位置、語言與意識形態之深刻關聯、語言與語言之間的權力關係,那麼理想中的多元文化、開放視野,就依舊遙不可及。沒有視野的「國際化」,只會是沒頭沒腦地被強勢文化吞噬。

香港在解除殖民統治之後,殖民者的語言卻一直在社會上佔著高位,如此狀況本來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而香港一直以來身處多種語言和多種權力關係之接壤處,產生了複雜多姿的混雜文化。彈丸之地的香港一直被世界學術界注意,部分原因也在於此。著名後殖民學者斯皮瓦克(Spivak)數年前曾應邀到科大任教一年,據她說來香港是為了,學粵語。李歐梵教授亦多次對香港的文化表示極為欣賞。令人感傷的是,是我們的大學領導層,銳意把香港的語言、文化和教育問題簡化為數字、行政、「小事」,想方設法讓討論結束,社會閉口。許多有識之士在今次事件上,較同情反對「偽國際化」的學生,也可能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具啟發性的討論、及僅有的討論空間,都是由反對派開拓出來的。據說事件曝光以來,國內國外有不少教授寄書籍到中大學生會,希望交流。道理很簡單,對大學中人而言,最能提昇大學形象的,是討論的誠意和水準。





其實中大這次更改語言政策,若能主動引發高層次的討論,表現出高等學府應有的胸襟,未嘗不是一次令中大增光的行為。但現在的情況是,中大校方一直拒絕公開討論和諮詢,以致有教授受制於強權又不甘沉默,要以筆名撰文,在報章抨擊大學黑箱作業,欠缺開誠與尊重。至於公開討論的誠意,中大表現得比中學教育界猶有不如。如果大學的使命包括推動民主,包括讓思想、知識溝通互融,中大校方還有什麼面目面對國際學術界?

而最令人矯舌不下的是,是有任教於大學的人也走出來說,對大學的宣傳有好處的口號,就不必追問。這樣說來,香港的大學裡沒大事,大學只要確保得到資助就可以了,別的管他作甚?真正令我們的大學矮化的,就是這種拒絕追問的態度。










引文出處——
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香港。

舊文重貼:《瑕疵鞋》書評

《瑕疵鞋》:甜美.憂傷.安慰

在中學教書的時候,我總是向學生們推廌江康泉的《瑕疵鞋》。《瑕疵鞋》是江記出版的第一本漫畫,也可以說是它是一本童話。童話,據說總是適合孩子們讀的。

然而我還要說,《瑕疵鞋》的世界不是美麗完滿的童話世界,它裡面處處是遺憾、死亡還有,我會說,憤怒,被遺落者的憤怒——雖然江記的畫那麼甜美。〈花〉裡的探長終日注視一張海報,參詳某個不可知又不被理會的秘密;直至世界末日,它終於知道「凶首」就是——在它說出答案之前,地球著火了,最後一刻所有人都看見「凶首」在天空飛過。探長的臉在空白的火中隱沒,我總是在那張沒有五官的大黑圓臉上,看到執著於思考者對徒勞的無可奈何的憤怒。

在《瑕疵鞋》裡,配角有著重要的位置。作者似乎總是關心,美滿的故事裡有沒有被留下的人?人魚公主準備自殺,與小貓麼縻一起跳下樓去,公主當然被白馬王子救起,摔死的小貓則被踏在圖畫的底層。這世上公主彷彿不少,而且她們總是獲救。另一位被變成鋼琴的公主經歷重重波折,終於被一位懂得彈鋼琴的王子解除魔咒,二人「幸福快樂的生活下去」。然而這個甜蜜的故事是由被留下的琴凳流傳下來的,它本是公主的弟弟,同樣被施了魔咒。故事裡並未提到它的解咒方法,彷彿它註定就是一個不被拯救的說故事人。故事愈浪漫甜美,它的陰影部分就愈令人低迴——而童話的說故事者也許就是那陰影部分,因為經流傳而得的童話,往往沒有作者的個人位置。

這樣的一本書,會有人說,應該是給大人讀的。孩子的世界應該是完美和理想的?我會說,在今日紛亂擠迫的世界裡,挫折與創傷是不可避免的:學業、失戀、紛爭、嘲弄、溝通失敗——如何讓一個每日受到街坊嘲笑的band 3學生相信,有日他/她會是萬人羨慕的角色?現在與成人與兒童劃開的界限很大程度上是隨意的,大概很少人的成長真的完全合乎法例所定的標準。我們是在很小很小的時候,就發現自己永遠不可能是公主或者王子。是各種過於美滿的兒童讀物,令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厭世。如果《玻璃鞋》過於耳熟能詳而再不能安慰我們,那麼也許安慰是來自一種洞悉哀傷的溫柔聲音。像《瑕疵鞋》裡的〈鬆餅〉,六歲的小塊的死亡與不能實現的願望是真的,而赴死的漫長路程中朋友與老師的溫柔,以及擔當毒藥角色的鬆餅前所未有的美味,也是真的。在死亡情節的引領下,我們會被《瑕疵鞋》裡一再出現的「重生」情節感動:惟有清楚知道奇蹟之不可能,奇蹟才獲得其巨大的力量。

如果要我補充什麼的話,我會說,以上所舉並非《瑕疵鞋》裡我最喜歡的故事之全部。

舊文重貼:誰講了我的粗口

誰講了我的粗口



因為一個「撚」字,中大學生報難得受到傳媒關注,總編輯陳聖方近日連接傳媒電話。無疑,吸引傳媒、挑動各方神經的乃是天子門生公然書寫粗口,傷害了某種道德感。教育評議會副主席蔡國光認為學生報此舉極不適當,會令中學生有樣學樣。看來在許多人眼中,不道德的粗口始終與教育機關水火不容,必須被驅逐出去。


Mission impossible


順應蔡國光的思路,且由中學談起。筆者曾於多間等級三(band 3)之北區中學任教。與名校一樣,這些中學的校規中註明「不得使用粗言穢語」。然而,學校裡隨處可以聽到幾句粗口,卻很少學生因為講了粗口而遭嚴辦。這並不是說老師疏於執法。筆者曾聽到一位優雅的音樂老師慨嘆:有什麼辦法,他們的文化是這樣子。該位老師的意思大概是,在低收入家庭佔多的地區,學生在家裡說的聽的都是粗口,要把粗口從學生的生活中驅逐出去,實在是空中樓閣。

然而筆者認為,粗口不能驅逐的關鍵在於,以絕對的道德判斷來判定粗口死罪,會導致另一些道德價值崩漬。如果說粗口就代表不道德、人格低下,同時就可能是鼓勵學生去仇視其家人、鄰居甚至擦身而過的陌生人;真把學生變得像校規般一絲不苛,就是破壞我們的倫理親情、鄰舍之愛、社會穩定。粗口早於我們的社會深深紥根,它既是侮辱、暴力,發洩、招搖,也是玩笑、興奮、友誼——我們怎能說服學生:某個字昨晚與父親一起慶祝入球時明明代表快意甚至欣賞,第二天在學校裡就象徵人格低下和侮辱,而只有後一種才是它的絕對意義?當要驅逐粗口時,我們的「品情德意」難免產生巨大裂痕。


為什麼害怕粗口?


粗口一直象徵「粗鄙」、「沒有教養」,指向低下階層。但其實誰都知道,這世上存在著大群講粗口的大學生、OL、記者、教師、CEO、高官,餘不一一。不過我們這些成功人士知道,必須懂得在適當時顯得像個不講粗口的人(蔡國光也說私底下講沒有問題),才能穩保自己的成功。我們無法接受那些公然不因場合而轉換姿態的人,因為在這些人面前我們的犬儒和謹慎顯得荒謬可笑(一個學生可以講粗口發洩輸波的怨憤,但一名老師則不能藉粗口宣洩他的壓力);換言之,我們給這些人「低等」的標籤,是因為我們心底相信,如果不戴上犬儒的溫文面具,不做一個精神分裂的人,我們自己就會一敗塗地成為低等人類。即使明知大學生不能直接冠以「沒有教養」、「人格低下」等標籤,我們還是擔心大學生直書粗言的影響,因為一旦這種直接的態度被社會接受,就可能危及保障我們成功的虛偽犬儒邏輯。

4/25/2005

神經衰弱

blog對我來說真是非常陌生而不安全的東西。我很難理解自己除了一時好奇之外,怎麼可以壓抑得了一向對blog的恐懼。

我其實常常和自己說話。但說的話異常單調,就是把要做的事數一遍,讓自己目標明確的話,聽起來好像要巴不得要把自己變成一顆小螺絲釘。似乎,我必須找到說話的對象,才能好好說話(因此成為筆戰大王)。愈明確說得愈好。我不會對自己寫東西,日記總是寫不下去——除非為了純粹記事。於是blog這種公開的看不見對象的媒介實在令我很不安。完全找不到一種穩定的語調。

王小波的「交代材料體」,其實也算是不錯的實踐,既給人「坦白」的印象,也讓作者擁有胡吹的空間。可我現下是個愈來愈不喜歡與人講話的人,也要調整很久,才能講起自己來。